发展的目的在于造就一种使人们能够获得长期的、健康的和富有创造性生活的能动的环境，这一简单而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人们追逐物质和金钱的时候，却经常被忘记。
１．法院初次审查立法时的立场 在司法至上语境下，司法谦抑向来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主张。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宪章的最终解释权归法院，议会虽然也可以解释宪章，但应当在法院设定的权利框架内发挥其在公共决策领域的优势，寻找保障权利的合理方法。
其次，对话理论对弱司法审查的描述性有余但解释力不足。第一种是加拿大的但书条款类型。这是因为，法院在初次审查中已经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权利保障能力，在再审查时要为议会留下充分的立法裁量空间。罗奇（Kent Roach）认为，鉴于弱司法审查已经给议会留下了立法回应权，法院没有必要进行自我约束。总体而言，当前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弱司法审查体制。
针对对话理论暴露出来的上述问题，本文将从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完善。〔58〕 ４．权利法案解释权的归属问题 在上述问题中，霍格和迪克逊的关键分歧在于，当法院和议会之间的异议持续存在时，应当以谁的意见为准。即使是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也不得随意克减基本人权，更不能随意侵犯基本人权，有一些最基本的人权应该予以保留，否则，就很容易放纵国家权力机关滥用紧急权，从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四、规制紧急行政权的基本思路 如何具体地将紧急行政权纳入法治的轨道，如何协调或缓冲紧急状态与法治状态的冲突，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应得到尊重。六是对相关事项的行政指导权。尤其是对于正在酝酿起草的行政程序法来说，应当辟专章或专节对有关紧急行政权的行使问题加以规定。
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原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进入 江必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8203;紧急状态 行政权 行政法治 。为了防止在关键时刻出现渎职或失职情况，法律必须明确规定有关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具体职责，为渎职和失职行为设定明确的法律后果，并建立有效的责任监督和追究机制。
有的国家的宪法还明确规定总统或国王有停止或部分停止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的执行的权力。从紧急状态所产生的原因看，紧急状态可分为国内原因紧急状态、国际原因紧急状态，人为原因紧急状态、自然原因紧急状态与复合原因紧急状态，违法犯罪引起的紧急状态与意外事件引起的紧急状态。法国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区内，当出现导致一场外来战争的危险时，军方有权逮捕罪犯，搜查、收缴武器弹药，管理出版物和集会等。（三）勒令交回武器和弹药，并可进行搜查以及强行收缴武器和弹药。
因而有必要赋予政府以特殊的、比平常更大的行政权力——紧急行政权力，从而使政府能有效、及时地组织、运用各种资源，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有效地应对紧急状态，清除危险，渡过危机，维持或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确保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将紧急状态可能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1）通过宪法对戒严做原则规定，例如，苏联1977年宪法第121条第15项规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了保卫苏联，宣布个别地区或全国戒严。[29]1976年1月3日生效的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53年9月3日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以及1969年11月22日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城制订的《美洲人权公约》，都规定在紧急状态下也不得剥夺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如希腊宪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共和国总统，在严重扰乱或明显威胁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得发布由总理附署的命令，宣布在希腊全境或局部地区实行戒严并成立特别法庭。
二是制定紧急状态基本法，对紧急行政权做系统、详尽的规范，如英国1814—1915年的王国保护防卫法、1920年和1964年的紧急状态权力防御法，美国1975年的全国紧急状态法，法国1955年4月3日颁布的紧急状态法，苏联1990年4月3日最高苏维埃通过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等。如果认为情况特殊，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各部门、各地区可以各行其是，权力就会无序行使，社会就会出现新的混乱。
其三，紧急事件的重复出现以及各国之间的相互学习，使人类逐步认识到了处理紧急事件的一些基本规律，从而为紧急状态的法治化创造了条件，也打破了紧急行政权不能或难于规范的神话。在任何国家，法律都必须给行政机关留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在紧急状态下更是如此。
[12]戒严期间正常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仍可有效运转，军事当局不能接管这些国家权力，只能应特定国家机关的请求调遣部队，协同地方治安力量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紧急状态来临时，往往是法治原则受到挑战之时，也是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二）明确规定政府及有关机构在紧急状态下的职责和义务，防止渎职或失职现象的发生 如有的国家的法律规定，政府在紧急状态出现后，应迅速制定应急预案，组织有关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分析、报告和发布，对突发事件现场及时有效地予以控制，积极采取救助遇难、遇险、致病、致伤人员，防止危险扩大的措施，组织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医疗器械及其他物资、技术的调度和储备，等等。宵禁任务一般由军队承担，地方社会治安力量也可以适当协同承担或协助宵禁工作。在非常戒严地区，戒严司令官认为军事上需要，有权对逮捕、拘押、没收、捜查、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团体行动等事项进行特别处理，并将内容提前公布。巴基斯坦宪法第232条第1款规定：如果总统认为，由于战争或者外来侵略或者省政府无力控制的内部动乱，而出现威胁巴基斯坦或其任何部分安全的严重紧急情况，有权发表公告宣布紧急状态。
[30] 四是对某些权利给予绝对保护。建立制约机制，防止确认权的滥用。
规制紧急行政权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同时要注意各种价值的平衡。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方式。
例如，军事管制和戒严在相当多的国家应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宣布和确认，一般不单独授予行政机关宣布军事管制和戒严之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临时宪法第113条规定：在最高委员会闭会期间，如因刻不容缓的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颁布联邦法律，联邦总统和部长会议可以法令形式共同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必要的法律。
制定全国或地方应急预案。综合世界各国的经验，紧急行政权的法治化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的： 一是通过宪法对行政机关给予概括的授权，从而将紧急行政权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并通过对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司法机关紧急权的授予，设定重大紧急行政权的行使程序以制约紧急行政权的行使，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相关内容的规定，所不同的是有的规定比较详尽（用专章加以规定），有的规定比较简略（用专门条款加以规定）。紧急状态的确认事关国民的基本权利，必须进行程序控制，即紧急状态的确认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或正当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确认不具有法律效力。而要这样做，就可能改变正常的法律秩序，违背既定的或常态下的法治原则，限制或停止公民的某些权利。
军事管制的突出特征是接管，即凡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域和单位，军事当局行使各种地方国家行政权、司法权和其他权力，[11]社会生活军事化。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宪法第90条规定：共和国委员会主席在征得共和国委员会、内阁和协商会议同意后，得宣布国家进入战争或紧急状态，接受停战或媾和。
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权，要动员组织人民战胜灾害、消除危机是不可想象的。强调程序的快捷，以防贻误时机。
经过6年研究，起草了《国际法协会紧急状态下人权准则巴黎最低标准》。从涉及的地域范围看，动员可分为全国总动员和局部地区动员。
（五）用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司法机关的紧急权限制、制约紧急行政权 为了防止紧急行政权的滥用，有必要用用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和司法机关的紧急权限制、制约紧急行政权。但戒严并不仅仅适用于军事管制期间，在出现大规模暴力行动、正常的宪法和法律手段无法维持秩序时，特定的机关或个人也可请求军队协助进行戒严，戒严时军事当局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并不直接领导和指挥国家机构和社会管理，一旦大规模暴力行动消失，军事当局的使命即告完成。（七）确定人权保护的最低标准以确定紧急行政权的行使边界 任何紧急应对措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国民的义务、限制或停止国民一定的权利。如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医疗卫生人员给予适当补助和保健津贴，对做出贡献的给予表扬和奖励，对致病、致残、死亡人员按规定给予补助和抚恤。
受教育的权利不受侵犯。如孟加拉国宪法第141条（丙）规定，在紧急状态公告令实施期间，总统可发布命令宣布，在紧急状态公告令生效期间或命令中指出的较短时期内，中止公民基本权利。
适用军事管制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紧急状态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各国对紧急状态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
从紧急状态所影响的范围和程度看，紧急状态可分为内部与外部的紧急状态，个别紧急状态与公共紧急状态，中央紧急状态与地方紧急状态，局部紧急状态、全国紧急状态与国际紧急状态。如韩国戒严法规定，从宣布非常戒严时起，戒严司令官掌管戒严区内的一切行政和司法事务。
